管理学的研究分学院和案例两大流派。前者研究管理学的理论和原则。后者认为管理学其实没什么理论好讲，活生生的案例就是最好的教材。案例派大概是从“以史为鉴”衍生出来的。如此说来，适当看点历史，大概能有意识地少走一些弯路。历史人物有千千万万，对管理学有相当造诣的也有万万千千，其中值得特别研究的就有商鞅。

　　商鞅的价值在于集喜剧和悲剧于一身。论华夏历史上的变法，必提商鞅。估计研究历史的读书人中，大多数对商鞅的评价极为负面。这本身就是商鞅悲剧的一部分。然而“可恨”的是，商鞅的变法是成功的，除了很少人提的管仲，其他伟人或好人的变法都归于失败。这正是商鞅值得研究的原因。司马迁其实是个思想家，他著史是想发表个人见解，并不拘泥于真伪，《史记》中单独为商鞅立传，自有其用意。

　　商鞅的喜剧，就是他作为一个年轻的公子哥，不入魏惠王法眼，却受秦孝公重用，使秦国变得空前强大。“不拘一格用人”是弹了千百年的老调，多数人并不能真正能奉行，少数能信之行之者，即使不能建功立业，也能青史留名。

　　按司马迁《史记》的记载，卫鞅本是卫国的公族子弟——后因被秦国封为商君而人称商鞅，给魏国的相国公叔痤做家臣。公叔痤病危，魏惠王探视他，顺便要他推荐继任人，公叔痤就推荐商鞅。商鞅年青，又没有什么名望，魏惠王用沉默回应公叔痤，在情理之中。公叔痤见魏惠王不肯任商鞅为相国，就建议魏惠王将商鞅处死，以免成为魏国的后患。公叔痤还算有点人性，给老板出了主意，又私下劝商鞅赶快逃命，说得上是公私兼顾。虽然历史上并无逻辑学这个名目，但不缺逻辑大师，商鞅就是其中一位。商鞅对公叔痤说：如果老板肯听您老的话，就会重用我；既然不肯重用我，那就是认为我没本事，不值得为我费点小小的脑筋，又怎会听您的话把我处死？您老放心，我绝无性命之忧。魏惠王认为公叔痤因老病而变得糊涂，对他的两条建议都不肯采纳。司马迁说，后来商鞅为秦国出谋伐策，不断炮制魏国，魏惠王到处寻后悔药吃，“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”。魏惠王要公叔痤推荐人才，却不肯采纳他的建议，是历史和现实中常见的“从正确的前提得出错误的结论”现象。这是商鞅喜剧的一个小插曲，却是人生的一条宝贵经验：决策的首要原则是“无悔”，为了做到不后悔，事前就得狠狠地花一些心思。

　　听说秦国在招贤纳士，以为在魏国没有前途的商鞅就一路向西。他本是卫国人，给魏国和秦国打工，原本没有道义上的区别。商鞅通过秦孝公的亲信景监，找到了与孝公说话的机会。可惜，孝公不吃他“帝道”那一套，在商鞅说话时昏昏入睡。商鞅的名望并没有增益，虽然孝公在景监面前大骂商鞅是个不识世务的糊涂虫，但与魏惠王不同，起码给了商鞅说话的机会，而且不止一次。这种雅量成就了孝公的历史名声。商鞅第二次见孝公时，陈说“王道”。这次孝公的表现稍微好点，不过，还是认为商鞅不着边际。商鞅顺着孝公的杆子爬，最后讲“霸道”，让孝公欣喜非常，这才觉得商鞅不是一块普通的顽石，简直是通灵宝玉，立心重用商鞅。

　　受相国这样的重臣推荐而不受魏惠王垂青，经侍臣引荐而成为秦孝公的股肱。这是商鞅的最大喜剧。

　　商鞅变法成功，最为主要的一条是奖励军功，根据功绩的大小给予赏赐，附带两条：王室宗亲未建功立业者不得坐享其成；严厉禁止任何人出于个人恩怨而打架斗殴。这就鼓励秦国人循正规途径升官发财，“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”，是以秦国对外征战时从来不缺人手，而且是尽心尽力，作为佐证，《诗经》载有秦人“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”的吟唱。任何组织如果有这样的理念且真心实行，起码有自保的资本，可惜很多人做不到。

　　守信是商鞅或秦国变法成功的隐性前提。商鞅为了取信于人，赏金移木，这是一个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。

　　对于商鞅一系列的变法措施，其结果是，“行之十年，秦民大说，道不拾遗，山无盗贼，家给人足，民勇于公战，怯于私斗，乡邑大治。”说实话，能将一个王朝经营成这个模样，历代标榜的圣贤也不多几个人能有如此骄人的业绩。秦国能灭六国，应该说是秦孝公联手商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　　商鞅变法能成功的深层原因，是他对人性有深刻的洞察。司马迁记下了他的若干名句，放在今天也是蛮实用的，如：“疑行无名、疑事无功”；“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，有独知之虑者，必见敖于民”；“愚者暗于成事，知者见于未萌”；“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”；“论至德者不和于俗，成大功者不谋于众”；“苟可以强国，不法其故，苟可以利民，不循其礼”。管理者如果不研究这些，成事不足、败事有余，大概是必然的结局。

　　说商鞅是管理学大师，一点也不为过。有理论，有实践，有成就，商鞅的喜剧成色十分足。

　　很可惜，商鞅无愧于秦，秦人却帮敌人报仇。孝公撒手归天不久，继位的秦惠王听信片面之辞（他暗中鼓捣，是可以想象得到的），将商鞅一家从肉体上消灭。这就是商鞅的悲剧。

　　俗话说“行百里者半九十”。商鞅对人性有深刻的洞察，力排众议而变法，是其成功的一面。其失败，也正是在于疏于防范人性的弱点。

　　商鞅功成名就的时候，朋友赵良曾规劝他急流勇退，范蠡佐越王勾践灭吴后泛舟五湖就是现成的例子。魏惠王不听公叔痤的建议而用商鞅，秦孝公先后给了商鞅数次说话的机会，使他有了晋身之阶，商鞅自己却听不进赵良的话，最后落个凄惨的结局。可见，听话是天底下最艰深的学问，没有之一。赵良引用的“恃德者昌，恃力者亡”，点到了商鞅执政的最大缺陷。他待人有过于严酷的一面，仅仅因为一些人开始反对变法而后来称颂变法就把人发配边地，使人不敢议论他的执政措施。

　　历来对商鞅的毁誉不一。这是商鞅的另一重悲剧。商鞅最大的悲剧是被誉为恶人之师。即使到今天，狠不少的人把昏君之恶归咎于《商君书》，且言之凿凿地说《商君书》是帝王愚民宝典，秘不示人。即使《商君书》导人为恶，典籍劝人向善者简直百个手指都数不过来，在商鞅之前就有《尚书》、《易经》、《道德经》，外加孔老夫子的宣教，何以那些坐龙椅的大家伙就不听圣人“仁义礼智信”的而单单听商鞅的“弱民术”？其实，偷懒与为恶，是人的潜意识，原本不需要人教的，所谓“误信人言”，不过是寻找美妙的护身符而已。

　　商鞅见秦孝公，初始陈说“帝道”，继之以“王道”，都未搔到孝公的痒处，最后用“霸道”打动孝公的心。可见，商鞅的初心并不坏。孝公的心思是“贤君者，各及其身显名天下，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”，这种急功近利的想法把商鞅和秦国都带入死胡同。这大概是司马迁想表达的另一层深意。